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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官之争（第1页）

宦官之争

外戚、宦官之争是东汉王朝后期统治阶级内部争夺最高统治权力的斗争。

外戚是指皇帝的母族、妻族，即太后、皇后的家系。东汉时期，皇室的嫁娶，不出世家大族，外戚又常是其中最有势力的家族。所以，外戚集中地代表了上层豪强地主的政治利益。当年幼的皇帝即位，母后临朝时，她照例委任自己的父兄处理政事，让他们担任大将军并参录尚书事等要职，总揽军政大权。而外戚一旦攫取到最高统治权力，便父子兄弟一门数侯，宗族宾客遍布州郡，贪婪地搜括财货，鱼肉百姓。

宦官是宫廷中侍奉皇帝及其后妃的人。这些人大都出身微贱，不过是供帝王役使的家奴。但东汉和帝之后，多为女后临朝，把秦时设置的专管侍从皇帝，出入宫廷，应对顾问的“侍中”、“常侍”等官职，改为宦官充任。这样一来，他们因为能经常接近皇帝，传达诏令，掌理文书，实际上掌握了很大权力。特别是当幼小皇帝成年之后，要亲自执政，必然与专权的外戚集团发生矛盾。皇帝想恢复权力，只有依靠这些身边最亲近的宦官，去发动宫廷政变。宦官在翦除外戚势力的斗争中立了功，自会受到皇帝信用，以致权势日重。这批暴发户，一旦控制了最高统治权力，同样广树党羽，提拔自己的家人亲戚，网罗一批下层豪强和失意官僚，派到外地做官。外戚宦官之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上层豪强和下层豪强，中央皇权和地方割据势力之间的矛盾。

公元88年，汉章帝死，和帝即位，东汉的外戚与宦官的斗争就从这时开始。和帝年仅十岁，窦太后临朝听政，依靠他的哥哥大将军窦宪掌权，窦家一门兄弟，并居要职。当时窦宪“威权震朝廷”，他想要办什么事情，只消指令太尉启奏，对内再和太后知会一声，“事无不从”，朝臣们也就无不望风承旨。东汉以来，外戚能这样全面控制朝廷，还是初见。过了几年，和帝稍大，对这种情况十分不满，决心加以铲除。公元92年，和帝与宦官郑众密谋，逼迫窦宪兄弟自杀，窦家宗族宾客全部免官治罪。郑众因功封侯，官居大长秋，宦官从此开始直接参与政事。这是外戚、宦官之间的第一次交锋。

和帝死后，邓太后立生下一百多天还在襁褓中的殇帝即位。殇帝二岁夭折，再立十三岁的安帝。邓太后临朝，邓骘兄弟又出面把持朝政。邓太后一死，乳母王圣、宦官李闰等，便与安帝合谋废逐邓氏。安帝起用皇后的哥哥阎显等掌管枢要，形成外戚、宦官共同把持政权的局面。这说明宦官集团在排斥旧的外戚集团时，可能与新的外戚集团达成妥协，至少可暂时相安无事，但随着时日推移，新的冲突无可避免。

公元125年，安帝死于巡游途中。皇后、阎显秘不发丧，他们赶回京城，定策扶立幼童北乡侯为帝，由阎太后临朝。阎显得势后，就把原来安帝宠信的宦官下狱处死，独揽了大权。但是，不几个月，北乡侯病死，另一批宦官孙程等十九人杀阎显，拥立被废的太子十一岁的济阴王做皇帝（顺帝）。这十九人都被封为列侯，宦官势力反而进一步得到发展。

公元144年，顺帝死，只有二岁的冲帝即位，梁太后临朝，太后兄大将军梁冀掌权。公元146年冲帝又死，梁冀主谋选立八岁的质帝。梁冀也像其他专权的外戚一样“侈暴滋甚”，把小皇帝也不放在眼里。质帝少而聪慧，知道梁冀骄横，曾当着群臣说了一句“跋扈将军”，就被梁冀毒死，临死时要口水喝，梁冀也不让给。质帝死后，梁冀又利用权势，把正准备和自己妹妹结婚的蠡吾侯立为皇帝，是为桓帝。从此，梁冀权力越来越大，朝廷大小政事，都由他独断。甚至皇帝的宫卫近侍，都是他安插的亲信，皇帝的一言一动，他能“纤微必知”，加以严密监管。在梁冀专政的二十多年中，外戚的势力可以说是发展到了顶峰。梁家一门，前后有七人封侯，三人做皇后，还出了六个贵人，两个大将军，女眷中也有七人食邑称君，这是前所未闻的事。另外，族中还有三人娶公主为妻，担任各级军官的多至五十七人。当时官吏升迁调动，都要先到梁家谢恩，然后才敢到尚书堂办手续。公元159年，梁冀的两个妹妹——皇太后和皇后，先后死了，他失去了靠山。桓帝早就怀怒在心，趁机与宦官合谋，发兵攻围梁冀，迫其自杀。其他梁氏中外宗亲，“无少长皆弃市（杀后示众）”。一时“穷极满盛”的梁氏外戚集团，遭到致命打击，“百姓莫不称庆”。

但是，从此以后，东汉的朝政却又长期转入宦官手中。宦官单超等五人，由于除梁有功，同日封侯。连小黄门刘善、赵忠等八人，也被破例封为乡侯。这些人还兼做朝官，娶姬妾，蓄养子，并得以养子传爵袭封。他们的“兄弟姻戚，皆宰州临郡”，作威作福，横行乡里，“搜括百姓，与盗贼无异”。左倌、具瑗、徐璜、唐衡四人被民间称为“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两堕”（两堕，两可，办事没有一定准则，恣意横行）。宦官专政，至此达于**，而朝政也因此混乱到了极点。

公元167年桓帝死后，十二岁的灵帝继位，窦太后临朝，太后兄大将军窦武掌朝政。窦武和太傅陈蕃图谋诛灭宦官，但宦官集团已经怙势日久，根深难拔。窦武、陈蕃还没动作，事机就泄漏了。宦官曹节、王甫等，劫太后、挟灵帝，发兵攻杀窦、陈。这一次，双方公然阙下对阵，宫内宫外，乱杀乱砍，堂堂国都，一片嚣乱，这正是当时朝政混乱至极的象征图景。在混乱中，宦竖们稳握朝纲，连皇帝也变成手中的傀儡，任其摆布了。以致灵帝竞多次不知羞耻的声称：“张常侍（张让）是我的父亲，赵常侍（赵忠）是我的母亲”。连主奴关系也被颠倒了。公元189年灵帝死，十四岁的皇帝刘辩继位，何太后临朝。大将军何进密谋召边将董卓进京，谋杀宦官。结果，宦官提前下手，矫太后诏，诳杀了何进。与何进同谋的士族豪强袁绍发兵进攻，尽杀大小宦官两千多人。董卓从凉州赶来，又赶走袁绍，废少帝，杀何太后，另立汉献帝。从此，地方军阀主宰了政权。随着皇权的衰落，寄附其上的外戚、宦官，也就自然瓦解，同归于尽。但是，腐朽黑暗的东汉王朝，也只剩上一个躯壳，名存而实亡了。

东汉以来，豪强地主经济恶性膨胀，各个不同集团之间互相攘夺，这是外戚宦官斗争不已的根源。同时，专制主义皇权高度发展，为外戚与宦官代行天威，提供了可能性。特别是东汉时期除去前期的两三个皇帝外，都是年幼即位，大的十几岁，小的不过两、三岁，很容易被外戚玩于股掌，而后又被宦官包围控制。因此，东汉后期一百余年间，不断出现的外戚与宦官互相倾轧，像走马灯一样的轮流专政，绝不是偶然的。

当然，不管是谁在专政，都同样的残忍贪暴。这是他们所代表的不同豪族地主集团所共有的阶级本性。外戚梁冀曾强掠几千民女为奴婢，所建“兔苑”方圆几十里，西域“胡商”“不知禁忌，误杀一兔”，竟牵连被杀十几人。梁冀得罪被抄家时，资产由政府官卖，得钱三十万万，大约相当于“天下租税之半”。宦官集团是以暴发户的姿态出现，常常更加贪婪。中常侍侯览曾夺占民田一百多顷，住宅三百八十一所。他的哥哥益州刺史侯参，搜括的金银锦帛等财物，装满了三百多车。在外戚、宦官轮番掠夺之下，人民饱受灾难，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不能不起来反抗了。黄巾起义发动起来以后，统治阶级自己也承认，“窃惟张角所以能兴兵作乱，万人所以乐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义兄、子弟、婚亲、宾客，据州郡，辜榷（搜括）财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无所告诉，故谋议不轨，至为盗贼”。这是外戚、宦官专权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