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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锢之祸（第1页）

党锢之祸

东汉后期，有一批官僚、士人因出面反对宦官专政，被罢官禁锢，甚至株连杀害。这次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斗争，历史上称为“党锢之祸”。

和帝以后，东汉的政治舞台上，出现了外戚和宦官交替专政的局面。桓帝即位后，借用宦官之力，将长期把持朝政的外戚梁冀诛灭。此后宦官集团又起来操纵朝廷大权达三十年之久。这些宦官，广树党羽，到处安插亲信，“兄弟姻戚，皆案州临郡”，而且放肆地搜刮百姓，虐害士民，被形容为“与盗贼无异”。这不仅加深了人民的痛苦，激起了人民强烈的反抗，而且引起大地主出身的官僚以及一般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不满。官僚们痛恨宦官垄断政权，影响到他们的禄位；一般士人也怨恨宦官广植亲私，而妨碍了他们的仕途。尤其使他们恐惧的是，宦官的残暴黑暗统治，加深了社会的动**不安，会严重威胁封建秩序，造成整个政权的覆亡。为了自身的利禄，也为了拯救统治阶级的危机，他们要求改变宦官专权的局面。

当时，在首都洛阳的太学，有太学生三万人，是反对宦官集团的重要阵地。太学生们以郭泰、贾彪为首，利用太学，“品核，裁量执政”，讨论政治，抨击宦官，造出强大的舆论声势。这种风气，被称为“清议”。太学生的活动，得到朝野上下的官僚、士人的支持，官僚们也借重太学生的力量，以反对宦官。宦官们对此恨之入骨，诬称这些官僚与太学生结为朋党，图谋不轨，准备严厉打击压制。于是，造成了前后两次“党锢之祸”。

第一次发生在公元166年（即桓帝延熹九年）。当时司隶校尉（负责纠察京师百官及附近各郡官吏）李膺，敢于不避权贵，裁治不法，很受“清议”的推重。以前，曾因大宦官张让的弟弟张朔当县令时，贪残无道，甚至虐杀孕妇，后来逃藏于张让家的活动柱子里，李膺便亲率部下，“破柱取朔”，按法杀掉了。因此，李膺与宦官结了仇，但他的声名却更高了。太学生标榜他为“天下楷模李元礼”。读书人能被他容接的，都引以为荣，名为“登龙门”。一时成了反对宦官乱政的核心人物。到公元166年，宦官党羽张成教唆儿子杀人，被李膺逮捕归案杀掉。宦官集团借端反扑，指使人上书诬告李膺等人：“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联系），共为部党，诽讽朝廷，疑乱风俗。”在宦官蛊惑之下，桓帝大为震怒，通告各郡国，逮捕“党人”，罗列罪名，布告天下。李膺被捕后，牵连陈实等二百多人，包括一些太学生，都被下狱严讯。有在逃的，也要悬赏搜捕。一时之间，逮人的“使者四出，相望于道”，搞得人人自危，惶惶不安。过了一年，经过尚书霍谓（xū须）和外戚窦武的力争，桓帝意有所解，这批人才被赦归乡里，但是还要禁锢本地，终身不许作官。

第二次党锢之祸，开始于公元169年（灵帝建宁二年），一直延续了十余年，株连之广，也超过了前一次。大宦官侯览依仗权势，残害百姓，强抢民女，侵夺大量田宅。当时的山阳督邮张俭上书，告发侯览家族的罪恶，请杀侯览，同时将其强取的资产就地没收。侯览后来便唆使一个张俭同乡人，上告张俭与同郡二十四人连结为党，图危社稷。朝廷借此大捕党人，连同过去的著名党人李膺、杜密、池滂（pāng）等，也一并构陷在内，一共“百余人，皆死狱中”。张俭则被迫逃往塞北避祸。后来在各地被诬为“党人”而“死、徒、废、禁”的，达六、七百人。

公元172年，窦太后死，有人在皇宫门口贴反宦官标语：“曹节、王甫幽杀太后，常侍侯览多杀党人，大卿（大官）皆尸禄（白吃饭），无有忠言者”，揭露宦官专政的黑暗。被触痛的宦官集团，又滥施**威，四出搜捕太学生一千多人。公元176年，宦官集团为了彻底镇压党人，怂恿汉灵帝下诏：凡是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以至五服之内的亲属，一律免官禁锢。宦官集团罪恶黑手的打击面，扩大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使第二次党锢之祸，达到了最**。

“党锢之祸”，是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从斗争的双方看，各自代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宦官代表依权仗势而成暴富的新豪强；站在对立面的官僚，则多是久享声望的地方大族；太学生们则为依靠正途求取仕进的一般地主。在这场冲突中，另一部分豪强地主势力代表的外戚集团，出于争夺中枢大权的需要，也有时支持党人。这是外戚与宦官长期斗争的继续，因而把局势搅得更复杂了。

虽然这是一场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但就当时来说，宦官集团长期的黑暗统治，已成社会矛盾激化的焦点。所以，一部分官僚和太学生，敢于揭露他们，反对他们，还是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人民愿望的。其中一些代表人物，如李膺、范滂等人，其顽强不屈的斗争精神，也是值得肯定的。当然，他们毕竟是地主阶级的成员，他们反对宦官专政，不但作用有限，而且根本目的是要挽救封建统治危机。

正因如此，当黄巾起义爆发以后，汉灵帝便接受宦官吕强的建议，为防止党人与张角的农民军联合，主动“大赦党人，诛徙之家，皆归故郡”。而这些党人，也由于阶级利益的制约，自动站到朝廷一边，有的还直接参加镇压起义，成了屠杀农民的刽子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