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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南而进与过往切割（第1页）

第二天一早，陆知南去了县局人事科。

人事科在办公楼二楼最东边，门框上钉着一块木牌，白底黑字写着“人事科”三个字，油漆已经起皮了。科长姓马，五十多岁，戴着一副老花镜，镜腿用白胶布缠着，镜片厚得像啤酒瓶底。他坐在一张堆满档案袋的办公桌后面，桌上放着一杯浓得发黑的茶水，茶叶占了半杯。看到陆知南进来，他从镜片上方打量了她一眼，眼珠子往上翻着，露出下眼白。

“什么事？”

“我想改名字。户口上的名字改成陆知南。”

马科长拿起档案表看了一眼，又把眼镜往上推了推。“陆招娣，你这名字不是挺好的？招娣招娣，招来弟弟，多吉利。改什么改？”

“不好。”陆知南说，“‘招娣’的意思是‘招来弟弟’。我没有弟弟，只有一个差点把我推下河的哥哥。”

马科长的老花镜往下滑了滑，滑到鼻尖上。他重新打量了陆知南一眼，目光在她红肿未消的左脸颊上停了一下，又移到她手里拿着的木盒子上。似乎想说什么——嘴张了一下——但最终只是叹了口气，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空白的档案表。档案表是油印的，纸张薄得透光，油墨有一股刺鼻的气味。

“填吧。填好了我拿去局办盖章。盖完章报县局，县局报市局，市局批了才算。”

陆知南接过笔，在姓名一栏里工工整整地写下三个字：陆知南。然后她在备注栏里写了一行小字——“取自林慧遗书，‘知南而进，向死而生’。”

马科长看着这行字，沉默了很长时间。窗外的阳光照进来，照在那行小字上。他的嘴唇动了一下，像是在默念那几个字。最终什么也没说，默默地把档案表收进了抽屉里，抽屉合上时发出一声闷响。

从人事科出来，陆知南在走廊上遇到了刘铁军。刘铁军正站在走廊尽头跟一个穿警服的年轻民警说话，一只手撑在墙上，另一只手比划着。看到陆知南，他停下了话头，目光在她身上停了一瞬，然后露出一个似笑非笑的表情，嘴角只歪了一边。

“小陆，听说你改名字了？”

“对。”

“好名字。”刘铁军的笑容不变，但眼睛里没有一丝笑意，像两颗磨光的玻璃珠子，“知南而进。希望你能一直进下去。”

他说完转身走了，皮鞋踩在水泥地面上发出清脆的响声，一步一步，节奏均匀。陆知南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楼梯口。他左手的虎口处，也有一道刀伤。和张宝根的那道几乎一模一样——从虎口延伸到手腕，愈合成了暗红色的瘢痕。

陆知南回到法医室，顾屹川已经在里面等着了。他面前摊着一张清河县的地图，上面用红笔画了几个圈，红墨水洇了开来。看到她进来，他抬起头。

“纺织厂那边查得怎么样了？”

“今天就去。”

清河县纺织厂在城西，占地几十亩，红砖围墙圈出一大片厂区，围墙上拉着铁丝网。大铁门上挂着一块白底黑字的木牌：“清河县纺织厂”，字是用油漆写的，年久褪色，笔画的边缘已经模糊了。门口的传达室里坐着一个老头，正就着花生米喝散装白酒，面前摆着一台九寸黑白电视机，屏幕上全是雪花点。陆知南亮了证件，老头从窗口探出头看了一眼证件上的照片，又看了一眼她的脸，摆摆手让她进去了。

厂区里灯火通明，织布机的咔嗒声隔着老远就能听到，震得地面都在微微颤动。空气里飘着棉絮，像下着一场看不见的雪，落在头发上、肩膀上、睫毛上。陆知南穿过一排排红砖厂房，从敞开的车间门口看进去——女工们戴着白帽子和白围裙，在机器之间穿梭，接线头、换纱管、落筒，动作快得像机器的一部分。她们的脸上、眉毛上、头发上都落着一层白茸茸的棉絮。

她在厂办找到了人事档案。档案员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烫着小卷发，嘴唇上涂着褪了色的口红，手指被烟熏得焦黄。她把陆知南领进档案室——一间没有窗户的小屋，四面墙都是铁皮柜，柜门关着，房间里弥漫着旧纸张和樟脑丸的味道。三八红旗手的名单就挂在墙上，用玻璃镜框镶着：1985年至1987年，全厂共有12人获得。赵秀莲、顾晓兰、李桂芬、林慧都在上面。每个人的名字后面标注着获奖年份和车间。

“林慧的东西还在吗？”

档案员想了想，用涂着红指甲油的手指敲了敲太阳穴。“早没了。她出事以后，宿舍里的东西被她丈夫收走了。我记得那天——他推着一个手推车来的，把林慧的东西一件一件往上放。被子、衣服、脸盆、书、一个铁盒子。放得很慢，很整齐，像是在搬家而不是收遗物。周医生——就是她丈夫，厂医室的周建民。你要找他吗？他今天应该在。”

陆知南穿过厂区，沿着一条煤渣路往东走。路两边堆着废纱线和生锈的机器零件，空气里弥漫着机油和铁锈的味道。厂医室在厂区最东边，一排红砖平房的尽头。门口挂着一块白底红字的牌子——“厂医室”，红字已经褪成了粉红色。门虚掩着，里面飘出来苏尔消毒水的味道，和太平间里的味道一模一样。

她敲了两下门。没有人应。她推开门。

一个四十出头的男人正背对着她，给药柜里的药品贴标签。中等身材，不胖不瘦，穿着一件洗得干干净净的白大褂，白大褂下摆露出一截深灰色的裤腿。头发梳得整整齐齐，三七分，每一根都待在它该在的位置，像用尺子量过。听到门响，他放下手里的药瓶，转过身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