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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复杂经济学的启示（第1页）

一、复杂经济学的启示

《繁花》那个时代的投资者大多崇尚技术分析，对股市的大盘指数和所钟情的股票统计数据、量价配合、各类消息很关注。2000年前后，各种宏观经济数据越来越系统地公布，机构投资者市场份额逐步加大，价值投资理念渐渐深入人心。人们对行业趋势和上市公司基本面的研究趋之若鹜，坚信好公司就意味着好价格，买到潜力股就会赚大钱。这些都是理性的分析和预测，那么，人们是否能完全真实及时地掌握这些基本面，对上市公司发布的财报是否能够充分解读等，这些又是问题了。

1984年在美国落基山脚下新成立了一个研究所——圣塔菲研究所，云集了世界顶级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等跨学科学者，他们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复杂系统科学。

研究所的元老级人物、经济学教授阿瑟在圣塔菲小镇工作时，晚上经常和同事们去附近的阿尔法鲁酒吧喝上一杯，他后来发现了一个有趣的问题：每个周四晚上，阿尔法鲁酒吧都会有爱尔兰音乐会专场，往往会爆满。如果酒吧里人不太多，那么待在那里就很愉快；如果酒吧过于拥挤，那么它能够给你带来的乐趣就会少很多。阿瑟猜想，在某一个特定的晚上，如果每个人都预测许多人都会来，那么他们就不会来，这样的结果就会否定预测；如果每个人都预测很少有人来，那么他们就都会来，这样的结果同样会否定预测。这就是说，理性预期在这种情况下是自我否定的，因此能够正常发挥作用的理性预期就无法形成。这就是著名的“阿尔法鲁问题”，后来阿瑟把他对复杂经济的思考进行了系统化的总结，并将这种不同于传统经济学的观点称为“复杂经济学”，于是一门新的经济学科诞生。

康德外在迷雾对股市的困扰，可以从复杂经济学的层面去思考。虽然人类已经进入量子时代一百多年了，我们通常还生活在牛顿的世界里，认为世界像一台精密的钟表一样，因果关系明确。很多东西可以用数学去计算，我们可以制造出汽车、飞机甚至能发射登月飞船，这些都是通过缜密的数学计算就能做到的。可是我们却无法计算出明天的股价是多少、一周天气的准确预报，甚至计算不出周四去酒吧的人数。阿尔法鲁问题说明复杂世界的存在，用数学这样精确的演绎逻辑方法可能会得出错误的答案。

牛顿的世界说到底是简单系统，那么通常说的复杂系统到底是指什么？梅拉妮·米歇尔在《复杂》一书中说：“复杂系统是由大量组分组成的网络，不存在中心控制，通过简单运行规则产生出复杂的集体行为和复杂的信息处理，并通过学习和进化产生适应性。”这是符合量子力学世界观的，系统不存在内、外部控制者，称之为自组织；由于系统自我运行时即使规则简单，还是会以难以预测的方式产生复杂行为，这样的宏观行为称为涌现。

因此，复杂系统的另一个定义也可以表述为：具有自组织和涌现行为的系统。如社会系统、经济系统、金融系统、天气系统、城市交通、蚁群运动等都属于复杂系统，不能完全依赖数学这样的理性去预测得到准确结果。

股市是个典型的复杂系统，有亿万个大大小小的投资者参与交易。他们绝大多数都互相不认识，互不隶属，都通过自己面前的电脑屏幕，观察着市场走势并随时留意着新闻。当其持有的股票价格平稳波动时他们会气定神闲，当出现上涨时会欣喜得意，假如出现暴跌则会惊慌失措，到处寻找暴跌的原因，或者动摇了自己的信念，卖出股票；也有人可能在暴跌的时候买进股票；也有人会持有不动，也许是信念坚定，也许是因为他恰巧没有在屏幕前，错过了这次情绪激动和买卖机会。这些亿万投资者组成的证券市场就是自组织系统，每时每刻的成交价格画出的价格曲线，就是无数投资者买卖行为的涌现。我们在屏幕上看到的委托买卖盘是一小部分投资者的买卖动机和意愿，更多的则藏在他们心里。这些自组织的投资者们每个人的性格、经历都不一样，但他们会相互影响。别人的行动和股市状态会影响他们的情绪、思索甚至行动。他们的分散决策和操作，在屏幕上表现出一个连贯的整体行为方式，涌现出一个我们无法预知的价格曲线。

约翰·霍兰在《涌现：从混沌到有序》中说：“涌现理论是指一个复杂系统中个体间预设的简单互动行为，所造就的无法预知的复杂样态现象。”系统中的个体通过简单的活动（好比湖水里小水滴的上下左右短距离的移动、股市中的投资者手指点击买卖键的简单运动），经过局部的互相作用构成了一个整体，一些新的属性或规律就会突然一下子在系统层面诞生，涌现不突破单个个体规则，然而涌现出来的宏观新属性却无法用原来的个体规则解释。在平静的湖水里投一颗石头，每个小水滴都移动很小的距离，可是形成的一圈圈涟漪却传播到岸边。是不是让我们联想到了量子的波和粒子的关系？股市的投资者们不过是比股票市价低一分钱卖出，却发现股市暴跌了。一只猫是由一大堆分子组成的，这些分子互相作用构成的这个整体活了，它可以为自己的利益控制低层次的分子个体。所谓“系统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所有的过程和奥秘都存在于系统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涌现之中。

经济是一个庞大且复杂的由各种各样制度安排和行为构成的体系，其中充斥着无数形形色色的行为主体，有消费者、生产者、投资者、银行、政府机构等。在18世纪那个大时代里，苏格兰启蒙思想的天空上最明亮的双子星座是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他们是一生的好朋友，都是世界级大师。后者不但是一位经济学家，更是一位大思想家。终其一生都在思考，一个现代社会在工商经贸自由发展的情况下，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以及如何正当化的道德问题。尤其是在现代工商业和市场经济的文明社会中，道德是如何形成的，也就是说道德是如何与财富**和市场经济的运行息息相关、相辅相成的。他一不小心成为现代经济学的创立者，他无意之间创立了一门新学科，尽管可能是他无心插柳的附带成果，却闪烁着无与伦比的智慧。回首1776年斯密在《国富论》中对经济学的观点，经济的总体模式形成于个体行为，而个体行为反过来又会受到这种总体模式的影响。

这里存在着一个递归循环，正是这种递归循环使得经济具备了复杂性。

复杂性是混沌性的局部与整体之间的非线性关系，使得我们不能通过局部来认识整体。复杂系统是由大量组分组成的网络，不存在中央控制。通过简单运作规则产生复杂的具体行为和复杂的信息处理，并通过学习和进化产生适应性。研究复杂系统的复杂性科学是一门研究系统中互相作用的因素如何生成整体模式，整体模式如何反过来又导致这些因素发生变化，或导致这些因素调整以适应整体模式的科学。把经济作为一个复杂系统进行研究的复杂经济学是一门创立于20世纪90年代，超越了均衡层面的经济学理论，认为经济不是确定的、可预测的、机械的，而是依赖于过程的、有机的、永远在进化的。盛行百年的新古典经济学是生活在一个有序的、静态的、可知的、完美和纯粹的柏拉图世界当中，它的基本假设是社会中的人们都是理性人。而现实世界是模糊不清、混乱无序、真实多变的世界，社会中的人往往不是每件事都根据理性做出选择。那种柏拉图的世界只是现实世界的一个特例，无法代表我们生活的大千世界。

经济的自然状态通常是一种非均衡状态，并非能够轻易达到均衡。经济始终处于变化之中，这不仅是因为经济总是面临着外部冲击或外界影响，而且还因为非均衡本身就是产生于经济内部的。经济内部首先存在内生的、常态化的不确定性。经济中所有关于选择的问题都与未来发生的事情有关，但人们并不拥有未来的全面准确信息，也无法估计出各种信息的概率分布。例如，一个公司打算开发一个新产品，对这项风险投资，他们在刚开始的时候并不知道会不会成功、产品会不会有销路、将来会不会有同类品捷足先登，也不知道政府将来会出台怎样的监管政策。然而，无论怎么研究都不会有十分准确的答案，我们必须在这种不确定情况下开始行动。

如果这时候其他公司也参与进来进行同类产品的研发，就会使情况变得更复杂，也会使这种不确定性自我强化，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

经济学家沙克尔给出了理论化的解释，即这样的决策是无法用演绎理性也就是纯粹理性来得出的。因为决策依据的众多前提本身都未能在逻辑上界定清楚，因此结论不可能出现数学般的精确值。人们只能通过推断、猜测、经验，发挥想象力设想未来的样子，形成自己的信念和假设，即内部模型，且不断地对自己的信念和假设进行更新，调节自己的内部模型，即利用归纳法进行推理。在阿尔法鲁酒吧问题里也是用归纳推理的，并不陌生。并不是我们不愿意用演绎法，而是在人文领域很难使用精确的演绎法，经济中充满着这种探索行为，经济也长久地处于破坏性运动中，这是经济内部的固有的复杂性之一。

另一种复杂性来自技术变革。在一战前夕繁荣的1912年，熊彼特提出了著名的观点：“经济体系中存在着一种力量，这种力量能够破坏任何可能达到的均衡。”

这种力量来源于生产方式的新组合，现在称之为技术升级换代。柯达公司自1880年成立以来，风靡世界百年。

在《繁花》盛开的20世纪90年代没有人会意识到，带给人们色彩缤纷的柯达胶卷会在不久退出历史舞台。然而几年后横空出世的数码相机一举终结了胶卷相机的市场空间，与此同时，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应用、移动存储设备不断扩容和电子相册等新显示介质的出现，使得照片突破了相纸的限制，在社交网络的分享越发便捷。这种新技术的诞生打破了经济原有的均衡，并且制造了一个新的经济生态去打破旧的生态，旧的产业链上数以万计的大大小小企业会被淘汰，而且是持续性的、一浪催生一浪的破坏性大潮，原有的均衡被一次次无情地打破。

类似的例子很多，摩托罗拉手机也是不明所以地被应用创新技术的苹果智能手机一夜打败。整个数字手机巨大的产业链被彻底破坏掉，多少企业一夜凋零，又有多少企业一鸣惊人。不要说普通投资者，就是行业专家也未必都能先知先觉。在整个经济中这种破坏并行出现，在所有纬度上同时发生，技术变化会内生地、不断地创造出更进一步的变化，从而使经济处于永远的变化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