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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田制与三长制（第1页）

均田制与三长制

均田制是产生于北魏中期的一种封建土地制度，由北魏始，历经北齐、北周、隋，至唐中叶被废弃，实行了近三百年，在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制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北魏初年，道武帝既定中山后，迁徙山东六州的民吏与徒何、高丽、杂夷等少数民族共三十六万人，还有手工业者十余万口，安置在平城附近，随后又下诏“给内徙新民耕牛，计口受田”。明元帝拓跋嗣时，击破勤倍泥部落，又迁徙其二万余家至大宁（今河北省怀安县东），实行“计口受田”。“置新民于大宁川，给农器，计口受田”。这种给内徙之民一定土地、耕牛和农器，强制其从事农业生产的制度，就是“计口受田”制，它的实质是按人口分配土地。随着北魏版图的拓展，这种制度的实行范围也由京畿向外逐渐扩大，这种制度本身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到景穆帝拓跋晃时，各农户家庭成员和所种地的数量，皆令官府登记在簿。又令各农户在各自地首立石标题姓名，以便官府督察。北魏统一北方之后，农业成为最主要的经济部门，其政治、财政、社会秩序诸方面的状况皆与农业经济联系起来，迫使北魏王朝不断调整政策，以适应中原的封建生产方式。太和元年（477年），冯太后听政，曾下劝农诏：“一夫制治田四十亩，中男二十亩，无令人有余力，地有遗利。”就是为适应新情况而制定的新政策，既规定有占田数量，又扩大了“计口受田”的范围。

实行均田制，也是北魏王朝扩大国家编户齐民的需要，西晋末年以来，一些固守本土的豪强地主把同族或当地人武装起来，保护地方安宁和自己的利益，各地都出现了“坞壁”的组织形式。拓跋部入主中原后，认可了这种地方组织的合法性，并以宗主督护的形式向农民征收赋税。豪强地主依靠宗主督护的特权，大量隐括农户，集数十家为一户，缴纳一户的赋税，大大减少了政府的收入，政府曾多次“检括户口”，但仍不能较彻底地解决苞荫户问题，使农民摆脱豪强地主的束缚。

实行均田制，也有利于缓和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北魏建国以来，拓跋军事贵族与汉族地主争相兼并土地，“富强者并兼山泽，贫弱者望绝一廛”，广大人民“贸易田宅、质卖妻子，呻吟道路，不可忍闻”，导致武装反抗和起义屡屡发生。因此满足贫苦无地农民对土地的需要，也是缓和阶级矛盾尖锐化的重要经济手段。另一方面，北魏政府当时控制着大量荒田，军事行政力量强大，具有强制推行的能力，凡此种种，又构成实行均田制的客观条件。

北魏太和九年（485年），给事中李安世上书冯太后与孝文帝，建议均田。在这年十月，北魏政府正式颁布均田令，并下诏派遣使者巡行州郡，“与牧守均给天下之田”。

均田令规定：男子年十五以上受露田（不栽树的田）四十亩，妇女二十亩。畜奴之家，奴婢受田数量与常人相等。有牛之家，牛一头，可受田三十亩，以四牛为限。所授之田，以便轮种，据土地肥瘠，露田加一倍或加二倍授给。凡民到缴纳课税年龄就可受田，到年老免缴课税的年龄或死亡者，则需将田还给政府。牛和奴婢所受之田，随时随其数量增减决定受田或还田。

初次受田者，男子一人另给桑田二十亩，须种桑树五十株，枣树五株，榆树三株。不适’宜种桑树的地区，每人只给田一亩，种枣树五株和榆树三株。奴隶受桑田数与常人同。所授桑田，限定三年种毕，三年种不完者，收回剩余空地。规定应归之田，不得种桑树和其它树木，种者以违令论处，收回土地重新分配。

在适宜种麻织布的地区，男子到课税之年，另给麻田十亩，妇人给五亩，奴婢与常人同，这些田与露田相同，有还田、受田的规定。

举家都是老幼或残废者、体弱多病者，其中年十一以上和体弱多病者，以正常男子受田数量的一半授给。年过七十者，不还所受之田。寡妇不嫁者，以妇女应得田数量授给，免除其课税。

诸民有新迁居者，三口人给地一亩，作为居室之地。奴婢五口给田一亩。因其地分，每人必须种菜地二分。

受田或还田手续，只在正月办理。

诸桑田都属世业，代代相传，身死不还。盈者可以出卖多余之田，不足者可以按规定数量买地补足，但分配给的桑田不许出卖，不足者所买地也不能超过规定数量。

土广民稀之处，允许任力垦播，官府尽力帮助。地狭民稠之处，有添丁增口而其家不乐意迁往土广民稀之处者，则以其家的桑田作为露田分给新丁。还不足者，不授给倍田，又不足者，分减其家人田以补之。愿意迁徙者可随意迁往空荒之地，不限于异州他郡，但不允许避劳就逸，由土广人稀处徙往地少人稠处。其地足之处，不得无故迁徙。

犯罪流配远方者，或无子孙户绝者，其田收回为公田，以供重新分配。重新分配的次序是，先满足其亲戚，由近而远。

地方官吏在所在地授给公田，刺史十五顷，太守十顷，治中别驾各八顷，县令，郡丞六顷。官吏之田，离职时留交下任，卖者以触犯刑律论处。

均田制颁行后，北魏政府又于次年颁布了与均田制密切相关的三长制和新租调制。

北魏初期无乡党之制，基层地方行政组织即宗主督护制。自耕农依附于宗主名下，成为荫附民。荫附民没有官役，但是所受豪强的剥削，要数倍于公赋。为与豪强争夺自耕农，进一步推行均田制，太和十年（486年），给事中李冲上书建议，应依据古代乡党制，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邻长、里长、党长三长皆从地方豪强中选拔。邻长免-除其家一人徭役，里长免除其家二人徭役，党长免除其家三人徭役。2K的职责是检查户口，管理均田农民，征发租调力役。三长三年无过错，提升一级。

同时李冲又建议实行新租调制。均田制实行以前，北魏的租调制是“九品混通”的租调制，每户每年缴纳租调是，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粟二十石。另交纳帛一匹二丈，归藏州库，“以供调外之费”。常赋之外，有时还有杂调，横调等，非常苛重。太和八年（484年），因颁发百官俸禄，每户又增收帛三匹，粟二石九斗，还将调外帛增为二匹。李冲建议实行的新租调制与旧租调制大不相同，其内容是：每年一夫一妇交纳帛一匹、粟二石。年十五以上而未婚嫁者，四人出一夫一妇之帛粟，从事耕织的奴婢，八人出一夫一妇之帛粟。耕牛二十头，也出一夫一妇之帛粟。其麻布之乡，一夫一妇每年交纳布一匹，此外年十五未婚嫁者、牛、奴婢交纳的布，比例与上相等。百姓所交纳的布帛，政府把十分之二作为调外费，十分之三作为内外百官俸禄，此外十分之五作为杂调。另外民年八十以上者，免除一予的徭役。孤独、癃老、笃疾、贫穷不能自存者，由三长合力供养。

李冲的方案出来后，冯太后与孝文帝召集百官讨论，众大臣意见不一，中书令郑羲、秘书高祐等人认为此方案“言似可用，事实难行”。郑羲还说：“不信臣言，但试行之，事败之后，当知愚言之不谬。”太尉拓跋丕却支持这个方案，认为如推行三长制和新租调制，于公私皆有益。以著作郎傅思益为首的许多人持另一种意见，他们认为九品差调之制，实行已久，“一旦改法，恐成扰乱”。冯太后坚决支持李冲的提案，指出、有“课调有常准，苞荫户可出，侥幸之人可止”三大好处，由是定议实行。推行三长制和新租调制之初，百姓均嫌麻烦，豪强者尤其不情愿。但这套制度实行不久后，发现承担的赋税徭役比从前大为减省，又都犀过来称赞此制度好。

均田制、三长制、新租调制实行之后，“政府控制的编户齐民比过去猛增，至北魏正光年间（520年—524年），北魏的户口数达到五百余万户，比西晋太康年问的两倍还多。户口数量的增长，相应引起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因此到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才有了库藏盈满的现象。同时三长制的出现，又健全了地方行政组织，完善了北魏的中央集权制度，保证了北魏的统治和各项政策法令的实施。尤其是此三制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激烈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使许多拓跋部人也变成均田户，这对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加速拓跋魏的封建化来讲，显然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张庆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