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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贵的普通人（第1页）

三、高贵的普通人

欧洲各大媒体大规模报道萨拉热窝事件，各国大众多数感觉气愤，但不久就归于平静，布拉格的作家卡夫卡就对此事充耳不闻，他的日记里只字未提。

所有刺客都落网了，他们不承认黑手社参与此事。

塞尔维亚政府也及时发表声明，说事前对此事一无所知，并且对奥匈帝国极力表达慰问之意。可是塞尔维亚人民却满城欢呼，民间报纸、媒体大规模庆祝，极力煽动民族主义情绪。首相帕希奇本来就与奥匈帝国及其外交官们关系尴尬，这次又不情愿配合刺杀事件的调查，只是极力自我辩解。

事件发生后没几天，奥匈帝国就看出了塞尔维亚的傲慢无礼和假意逢迎，内部随即做出来对塞尔维亚动武的大致决定。总参谋长康拉德等主战派早已跃跃欲试，他们在前些年对待地区冲突时，常以开战相威胁。比如1913年9月在塞尔维亚第二次侵略阿尔巴尼亚时，奥匈帝国就用一纸战争最后通牒，成功驱逐了塞尔维亚军队，这本身也证明了更加军事化的外交方式很有效。这次他们抛出了被后世历史学家称为“国内政治首要性理论”的观点——就是对外战争可以解决帝国内部的种种问题，外交部和财政部这些原来的鸽派都转为鹰派了。

老皇帝约瑟夫一世虽然与大公夫妇关系不好，但此时还是深受刺激，首相贝希托尔德与皇帝都决心动武。

这可能是由于维也纳需要一场战争，去解决令人头痛的巴尔干问题以及国内越发激烈的政治矛盾。只有帝国内部的匈牙利首相蒂萨伯爵不赞成动武，他认为并没有确凿证据证实塞尔维亚政府参与了行动。奥匈帝国的老皇帝工作很勤奋，但外交政策的决定权在政府手中。

这年7月7日奥匈帝国部长联席会议上虽有分歧，但多数认为要出兵，否则波黑会出现不稳定，而且俄国可能会因此而染指罗马尼亚的南斯拉夫地区，这样会动摇奥匈在巴尔干的统治。多数人认为最后通牒要提出极为苛刻的条件，使对方无法接受，只有战争选项。这样的底气来自7月5日奥匈特使会见德皇威廉二世，这位口无遮掩、满口大话的皇帝，其慷慨陈词给了奥匈帝国迈出战争第一步的勇气。

这里列举一个主战派核心人物总参谋长康拉德的性格实例。他妻子去世后他很痛苦，在随后1907年的一个维也纳宫廷晚宴上他偶遇了富商的夫人吉娜，并穷追不舍。吉娜答应在不离婚的状态下和他交往，其丈夫也不反对，因为可以获取大量军需品订单。在1908年到1915年间，康拉德给吉娜一共写了3000多封信，这些信并未发出，而是在他去世后，吉娜才知道。由此可见，他是个过度分心于个人感情，喜欢铤而走险并且不顾名誉的人。他甚至表示过会用发动战争当作赢得吉娜芳心的手段。他代表了某些欧洲男人的典型性格，脆弱、忧郁又有些过度紧张。他在这几年中一直主张对塞尔维亚动武，这次更是不遗余力。

奥匈帝国面对如此军国大事，没有全面评估大战的后果，也没有对欧洲的责任感，只是相信德国会很快击败俄国。这出乎我们今天几乎所有人的意料，我们以为他们会夜以继日、全方位地评估各方面的利害关系，冷静做出理性决策。不过，想想股市中通过听消息就重仓的事情也是比比皆是。

此时，各国的反应：

德国和罗马尼亚很同情奥匈帝国；意大利则百感交集，民众甚至有些幸灾乐祸；法国媒体并不是很重视这个新闻；英国的媒体明显支持奥匈帝国；俄国是支持塞尔维亚的，认为维也纳在诬陷塞尔维亚。

最重要的是看德国的态度。奥匈帝国霍约斯伯爵于7月5日到达柏林，德皇威廉二世和大臣们表示支持开战。之后德皇依然按惯例在次日，即7月6日到北海出航旅行长达20多天。在短短的一天内做出决定，大概出于这样几个理由：一是认为俄国不会参战，俄国是君主制国家，不会与塞尔维亚这样的弑君国家狼狈为奸；二是认为俄法同盟并不是很重视这次危机；三是德国当时并未察觉到俄首相科科夫佐夫和俄国主战派又悄悄占了上风；四是德国虽然与英国在海上有利益争端，但在开战问题上英国应该和德国保持一致。在若干年后，历史学家分析认为德国当时觉得三国同盟的军事优势已经开始下降，如果现在发动战争，还有可能胜利，留给德国的时间不多了。并且当时俄国和法国都没有战争准备的时间，因此要打就早打。然而俄国却不是如德国所认为的那样。证券市场中的投资者，在研判上市公司以及交易对手时，是不是也会有像德国人对列强的判断一样的类似心理和现象。外部世界不但是迷雾重重，还是变化的，列强和上市公司以及市场本来就是一群人在行动，在控制，在博弈，在幻化。

20世纪初，皇帝、国王有很强的号召力。欧洲盛行君主制，六大列强中只有法国是共和制，巴尔干国家也都是君主制。德国、奥匈帝国和俄国的皇权极大，军队都掌握在他们手中。君主是国家的象征，是获得和维系集体感情的纽带和桥梁。皇帝良好的形象、魅力会给本国和外国人民带来国家魅力。

谁在统治德国？相对于英国国王和俄国沙皇，德皇威廉二世狂热、专横的形象在各国人民心目中印象不佳。

他虽然常对德国外交部指手画脚，但没有能力对外交政策起决定性作用。他只是鲁莽、爱说大话，当真有麻烦时，会马上逃避，在1914年危机时他就是这样的。

战前欧洲君主体系核心代表是三位表兄弟——德皇威廉二世、沙皇尼古拉二世和英王乔治五世。其中德皇和英王都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孙辈，沙皇的妻子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孙女。所以维多利亚女王“欧洲老祖母”的称号名不虚传。因此1914年的战争更像是达到顶峰的家庭矛盾。

1871年德意志帝国在法国巴黎凡尔赛宫宣布建立，我们在第一章里看到过这个情景。当时首相兼任外交部长俾斯麦就是这样一手包揽外交事务的。德国是倾向于俄国的保守主义君主制的，与英国的自由主义君主制保持着距离。威廉二世皇帝先天患有左臂残疾，对他心理造成了自卑和易怒的不良影响。他自幼受到以其祖父威廉一世皇帝为首的皇室亲俄思想熏陶，同时私下又有其来自英国王室的母亲亲英的思想。但是其母对他过于严厉的教育方式，令他很是反感，因此似乎对英国自幼就有极为复杂的感觉。1888年他继位后罢免了首相俾斯麦，换上了不太强势的首相，他曾努力和世仇法国改善关系，但未能如愿。和俄国的关系也摇摆不定，但他自认为和俄国关系不错。

随着德国经济超越英国位居欧洲第一，威廉二世皇帝自信心爆棚，逐渐改变了俾斯麦时期的外交政策。他在议会的演讲中说：“俾斯麦推行的欧洲大陆政策十分狭隘，而今天我奉行的是世界政策，柏林应该是世界都市柏林，德国的贸易应该是德国世界贸易，德国与世界的含义是一致的，因为世界各地都应体现德国政策。德国要成为世界的帝国。”议会中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特别是一大批工业巨头欣喜若狂，他们垂涎欲滴地注视着海外市场。1897年德国实施新海军方案，以加快海军扩张，要赶超英国海军，这引起英国的惶恐和不满。克拉克在著作《梦游者：1914年欧洲如何走向一战》中认为，德国这个后起之秀迫切地想要成为世界上说一不二的帝国，但一点儿也不知道该如何成为帝国。

1914年6月28日，威廉二世皇帝在得知好朋友斐迪南大公被刺后，极为震惊。他随即向奥匈帝国表示一定会提供支持和协助，之后按惯例他在7月6日到北海出航旅行长达20多天。7月26日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28日塞尔维亚在规定的48小时以内同意了大部分内容，只是委婉地拒绝了涉及主权与独立的条款。威廉二世于28日赶回柏林，认为维也纳赢得了道义的胜利，既然赢了就没有开战的理由了。他在战前的最后一刻，其实想劝谕维也纳和平解决事件。可是还没等德皇的意见到达维也纳，奥匈帝国的高官和将军们已经说服了84岁高龄的约瑟夫一世皇帝于28日向塞尔维亚宣战了。在许多年之后，人们才知道德国当初轻率地支持维也纳开战，和20天后又想和平解决，都来自德皇的矛盾和随机的意识深处。康德的两团迷雾深深地影响着威廉二世的判断，也影响着世界。

谁在统治俄国？1898年俄国租借中国的旅顺以后，其国家战略政策更偏向远东。俄皇尼古拉二世的贵族亲信别佐布拉佐夫是个大企业家，他在鸭绿江流域拥有大片森林和产业，沙皇说：“我并不想要朝鲜，但我不允许日本长期待在那里，这会成为开战的理由。”

1901年沙皇在别佐布拉佐夫集团的策动下，绕过国防部任命海军上将阿列克谢耶夫为远东总督。此人毫无外交经验，日本常被他激怒，他对1904年爆发的日俄战争负有重大责任。日俄战争前沙皇主揽一切，大臣们遭到压制。随着日俄战争的失败，俄国国内社会动**不安，沙皇被迫进行改革，很大一部分权力转移到议会和大臣手中。但随着总理斯托雷平在1911年被社会革命党人刺杀，而继任总理比较软弱，沙皇的权力又上升了。此时的沙皇独裁与政府政治的争斗，以及党派勾结，严重损害了俄国重大政策的决策连续性。俄国逐渐形成了一个比较奇怪的体制，议会成立一个类似内阁的组织，但政府的部长们可以独立于总理直接与沙皇沟通，比较混乱。这似乎符合“权利水力学”的原理，就是君主、总理、外交部长以及大使等权力部门此消彼长的对抗关系，国家利益只是权力精英们自己内部具体利益的投射。

谁在统治巴黎？法国外交部有很大的自主权，其内部密布着不同显赫家族的血缘关系。但外交部长的权力不大，一个原因是这个部长的位置就是个走马灯，更换太频繁了。1914年开战前的一年半时间内就换了六任，平均三个月换一任。内阁不团结，党派争斗不断，某一时期某个部门或派别占了上风时就会决定当时的外交政策。

1914年7月20日，法国总统普恩加莱访问俄国，他和沙皇在“亚历山大号”上会谈，这虽是早已计划好的访问，但主题是最近的危机。沙皇执意要开战，法国强调法俄团结，法国总统提醒尼古拉二世：我们必须保持强硬。7月22日晚上俄国卫队司令尼古拉公爵宴请法国总统，公爵夫人是黑山国公主，她对总统说：“您意识到了吗，我们正在经历历史性时刻！”

奥匈帝国等法国总统一离开俄国，马上于7月23日对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双方都觉得用虚张声势的手段就可以让对方认输，没有人觉得做得太过火——悲哀的博弈开始了。法国驻俄国大使在日记中说：“只有真正的伟人，才敢于玩这么命运攸关的游戏。我眼中的实干家此刻已成为赌徒，一举一动不仅决定未来的走向，更决定着重大事件的转折。”

谁在统治伦敦？

英国外交大臣格雷主持外交，国王乔治五世和首相阿斯奎斯都支持他。他在1905年到1916年一直担任此职并且大权在握，而同一时期的法国却换了15个外交部长。格雷是战前欧洲最有影响力的外交家。他出身于辉格党贵族世家，虽然是外交家却不懂外语也不喜欢旅行，在外国人面前表现局促。

英国在这次危机中的态度一直是模棱两可的，主要来自两党的博弈。格雷开始时并未明确表态，只是说不希望战争。这样的混乱态度信息和列强间的动态互动关系，困扰着各国的决策者们。

当时美国的政治体制是责任明确、高度集中的，外交政策掌握在总统手中。相比美国，欧洲列强则不然，权利关系模糊不清。在充满潜在冲突的关系中，当各方的鹰派占主导时，快速而出其不意的事态升级将是最终结果。

我们通过这些描述，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看到当时欧洲决策者们面对复杂局势、敌方、自己和利益时的思考、纠结与决策的过程。想象股市里万千投资对手同样在和你博弈，他们的思维过程和百年前那些战争决策者有许多相似性：大多都是在信息不完整的环境下进行决策，都依赖于对其他人的行为和意图的预判，群体行为和情绪会加剧事态的发展。事实上交易对手们的某些投资决策也未必是理性和经过深思熟虑的，里面掺杂着不少个人的无厘头动机。这些难以完全认清的外部复杂性，就是那团康德的迷雾。我们从这些列强巨头们的思考、猜测、试探、分析、判断和最后的决策过程，应该可以比较直观、形象地想象出股市投资者对外部的混沌认知和内心的复杂博弈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