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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时雨（第1页）

五年前的那个早晨，江栖梧从南滨路消失的时候，带走了一本摄影集、一包猫粮，和一颗不知道往哪儿放的心。她把年糕留在了沈时雨门口，把信留在了桌上，把自己留在了路上。她不知道要去哪里。她只知道她不能再待在原地了，再待下去她会被自己吞掉。那种感觉很难形容——不是悲伤，不是愤怒，是每天醒来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醒来的那种空。

她在城市另一头找到了一间出租屋。窗户朝北，看不到江，对面是一栋同样灰扑扑的居民楼，阳台上晾着床单和内衣。她白天睡觉，晚上出门找活干。便利店、快餐店、快递分拣站，她做过很多种工作，每一种都不需要动脑子，每一种都让她觉得自己在慢慢变成一台机器。她有时候会想起沈时雨。不是刻意想，是某些东西会突然把她拽回去——比如看到一只白猫从巷子里蹿出来，比如闻到碧螺春的味道，比如听到有人说“鸽子”。每次她都会愣一下，然后低下头，继续走路，继续干活，继续假装什么都没发生。

第二年的时候，她开始写。不是因为她想写，是因为她发现如果不写，那些东西就要从她脑子里消失了。陈玉兰泡茶的手，周远那瓶没人买的冰红茶，茶馆门口那两只灰鸽子，年糕每天晚上十一点的叫声，沈时雨说“鸽子不飞就不叫鸽子了”。她怕忘记。忘记那些事，就等于那些人从来没有存在过。她写得很慢，有时候一整个晚上只写几行，有时候写了又删，删了又写。她把笔记本塞在枕头底下，走到哪儿带到哪儿，但很少给别人看。她不知道自己在写什么。是小说？是散文？是回忆录？她不知道。她只知道她必须写下去。

第三年的时候，她几乎放弃了。快递站的工作太累了，每天站十个小时，腰疼得直不起来，手指被纸箱割破了好几次，贴了创可贴继续干。她回到出租屋，躺在床上，连手指头都不想动。笔记本在枕头底下，她摸得到，但没有力气拿出来。她闭上眼睛，想，就这样吧。不写了。写了也没人看。她不知道自己在坚持什么。

第四年的时候，她辞职了。不是因为她想通了，是因为快递站倒闭了。她拿着最后一个月的工资走在街上，不知道往哪儿走。她走着走着，走到了一座桥上。桥很长，下面不是江，是铁路。没有火车经过，铁轨在夕阳里闪着冷光。她扶着栏杆，看着那些铁轨，看了很久。它们从很远的地方来，到很远的地方去。她不知道它们通向哪里，但她知道它们不会停在这里。她蹲下来，从背包里拿出那个笔记本，翻开第一页。字迹已经有些模糊了，纸张发黄，边角卷了起来。她读了几行，合上，放回包里。她站起来，继续走。那天晚上她开始找出版社。她不懂怎么投稿，在网上搜了很多帖子，一家一家地记下地址和邮箱。她把稿子打印出来，装进信封，寄出去。然后等。等来的是一封又一封退稿信。她把它们收在抽屉里，和那个笔记本放在一起。她没有哭。她只是觉得自己像一粒石子被扔进了海里，沉下去，没有声音，没有人知道。

第五年春天，她收到一封邮件。一家很小的出版社，编辑说她读过稿子，很喜欢。她们约在出版社楼下的一家咖啡馆见面。编辑是个三十出头的女人，戴着圆框眼镜，说话很快，笑起来声音很大。她说：“我读了三遍，每一遍都哭。你写的那些人，像活在我面前一样。”江栖梧看着她，不知道该说什么。她只是点了点头。编辑说：“你不想说点什么吗？”江栖梧想了想。“……谢谢。”编辑笑了。“你不用谢我，是你写得好。”

签约、编校、封面设计、印刷。书出来的时候，已经是秋天。江栖梧收到样书的那天，坐在出租屋的床上，把那本书翻来覆去看了很多遍。封面是灰蓝色的，上面有一只鸽子的剪影，书名只有两个字：《归巢》。她翻到扉页，上面写着一行小字：献给沈时雨。她看着那行字，看了很久。然后她把书合上，放在枕头边，躺下来，闭上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