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一点,长安城沉睡在虚假的宁静里。
秋燕捏着那个五千块的信封,指节泛白。纸币边缘割着手心,疼,但能让她保持清醒。从“长安一号”到“金色年华”,不过三公里,她走了四十分钟。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胃里翻搅的不只是酒精,还有某种更尖锐的东西——背叛感。对自己,对父亲,对下午“道北”那些流血的魂。
宿舍楼一片漆黑。她摸黑上楼,木楼梯在她脚下发出痛苦的呻吟。推开宿舍门,里面鼾声、呓语、压抑的哭泣交织。小红蜷在折叠床上,被子裹得很紧,像子宫里的胎儿。月光从没拉严的窗帘缝挤进来,照见她眼角未干的泪痕。
秋燕在床边坐下,掏出小本子。在“2003年腊月廿六”那页,她顿了顿,写下:
收入:+5000元(赵四爷定金)
累计:7300元
目标:50000元
进度:14。6%
14。6%。一万块能推到20%。但离三万手术押金,还差22700。离五万总费用,还差42700。数字冰冷,像手术刀,把现实剖开,露出血淋淋的内里。
她摸出内衣暗袋里的信封,又摸出包里李教授给的牛皮纸袋。两个物件在手心,一轻一重,一冷一热。信封是救命的稻草,也是缠脚的锁链。纸袋是遥远的星光,也是此刻的奢侈。
手机震动。是苏婉儿的短信,只有四个字:“合同是坑。”
秋燕盯着那四个字,屏幕光在黑暗里刺眼。她没回。拇指悬在拨号键上,想打给家里,想问父亲怎么样了,想听母亲说一句“燕啊,别太苦”。但最终没打。她怕听见父亲的咳嗽,怕听见母亲的哭声,怕自己会崩溃。
窗外有车灯扫过,短暂照亮房间。她看见小红枕头下露出一角的病历,看见对床小雅床头挂着的廉价耳环,看见墙角堆着的空酒瓶——都是她们的战利品,也是她们的墓碑。
手机又震。这次是陌生号码。她接起,那边传来急促的、带着哭腔的声音:
“是秋艳姐吗?我是林见深的学弟!出事了!拆迁队今晚要强拆‘道北’,见深哥带着人去拦,被打了!他们、他们还要砍那棵老槐树!”
秋燕猛地站起,头撞到上铺床板,咚的一声闷响。宿舍里有人嘟囔着翻身。
“什么时候的事?”
“就现在!我们报警了,警察说拆迁有手续,他们管不了!见深哥让我找你,说、说你有办法……”
我有办法?秋燕想笑。我有什么办法?一个KTV陪酒女,一个靠背诗唱秦腔换钱的商品,一个连父亲手术费都凑不齐的废物。我能有什么办法?
“秋艳姐,那棵树……那棵树是道北的根啊!见深哥的图纸,就是为了保住它!求你了,你认识那个赵四爷对不对?你能不能……”
“我不认识赵四爷!”秋燕打断他,声音因为激动而发颤。但说完就后悔了。她捏着那个五千块的信封,上面还残留着“长安一号”的奢靡气味。她认识。她不仅认识,还拿了他的钱,答应明天去签卖身契。
电话那头沉默了,只剩压抑的抽泣。然后电话被接过去,换成一个虚弱但熟悉的声音:
“秋艳……是我,林见深。”
他的声音哑得厉害,背景是嘈杂的人声、推土机的轰鸣、还有树木被锯的刺耳噪音。“对不起……不该麻烦你。但老太太……老太太抱着树,说要和树一起死。我、我拦不住……”
秋燕闭上眼。下午的画面在脑海里闪回:老太太头上的血,少年脸上的伤,老槐树粗糙的树皮,还有林见深图纸上那行小字——“建一座不垮的房子”。
不垮的房子。可人还没建,推土机就要来了。
“你等我。”她说,声音出乎意料的平静。
挂断电话,她迅速换下银亮片裙,穿上最厚的棉袄。从信封里抽出两千块,塞进小红枕头下——她看见过小红的欠条,五万,利息滚得吓人。剩下的三千,她贴身放好。
然后她拿出李教授给的介绍信,在背面飞快地写:
李教授:
对不起,夜校我去不了了。这封信,或许有别的用处。谢谢您。
——周秋燕
她揣上信,冲出宿舍。凌晨的街道空旷得像末日。她在路口拦了二十分钟,才拦到一辆出租车。司机是个中年男人,看她一眼:“姑娘,这大半夜的……”
“道北,城墙根。快!”她拉开车门坐进去。
司机没再多问,踩下油门。车子在空旷的街道上飞驰,路灯连成昏黄的光带。秋燕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城市,忽然想起小时候,父亲带她去县城赶集。她走累了,父亲把她扛在肩上。那时她觉得,父亲的肩膀就是全世界,永远不会垮。